李鸿藻，字季云，号石孙，又号兰孙，砚斋，（1820年2月14日嘉庆二十五年正月初一 － 1897年7月24日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直隶（今河北省）高阳县人，生于（），卒于（），享年七十八岁。

作为同治帝师，同治、光绪年间的朝廷重臣，清流派领袖，主战派代表人物，李鸿藻在其三十余年的政治生涯中，历经了同、光两朝对内对外的各种重大事件。其一生行谊多于清朝中期历史有关，尤其在同治、光绪年间诸大政或直接参与其事，或间接受其影响，或为其目睹亲见，他的政治主张对清代中期政治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

李鸿藻出生于名宦世家，其先人世居高阳县庞口里，累代仕进通显。祖上李国普，明天启时吏部尚书，中级殿大学士，爵少师太子太师，谥文敏。《明史》有传。李蔚（1624年 － 1684年），字景霁，号坦园，自三十四岁任大学士，在内阁凡二十七年。平定三藩之乱，参与机密。收复明郑台湾后，力主设官镇守，谥文勤。祖父李殿图，字桓符，号石渠，官至甘肃、福建按察使，布政使，兵部侍郎，安徽、福建巡抚，浙闽总督，诰受资政大夫，谥文肃。生父李澈通曾任广西贺县知县。李鸿藻生于贺县县署中。

道光三年（1823年）李鸿藻四岁时随生母离广西移居北京。因父亲多病，家境贫寒。幼时曾到天津舅父家中读书。他禀赋聪颖，读书刻苦，十几岁时已经钻研经训，博览群书了。因此，百家之言，无所不见，其才华为世瞩目。继数百年内而相国外而封疆之家风和名门诗书之熏陶，加之幼年艰苦生活的磨练，使他从少年时代就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以及刚正不阿的耿直性格。

帝师生涯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应顺天府乡试中举人，咸丰二年（1852年）会试及第，成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受编修。咸丰五年（1855年）四月，奉命在上书房行走。七月典试山西，十二月，丁生父忧，辞官家居。七年（1857年）二月，服丧期满，复回上书房行走。七月，改任河南学政。

在此期间，咸丰帝之子载淳已到入学年龄，需要聘任一位老师。咸丰诏令诸大臣举荐品德高尚，学问渊博的社会贤达来担当此任。当时，早已十分赏识李鸿藻为人道德和渊博学问的大学士彭蕴章向咸丰皇帝保举了他，并向咸丰介绍其忠厚正直的品性，严谨清正的作风，因而深得咸丰满意。于是，李鸿藻奉诏于十一年进京履新并于三月八日（1861年4月17日）正式被任命为皇太子载淳师傅。从此，李鸿藻开始步入帝师生涯。

同年七月十七日（8月22日）咸丰病故于热河。咸丰病危弥留之际，两宫太后问：“谁能辅佐嗣君？”咸丰答曰：“李鸿藻”。可见李鸿藻在咸丰的心目中已经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咸丰病故之后，载淳继位。次年改元同治。

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藻入值弘德殿，先为侍讲，与祁隽藻，翁心存，倭仁分头授读同治帝。次年（1863年）晋为侍读，补国子监祭酒。在封建时代，人臣高贵，莫如帝师，这是人们普遍的观念。由于李鸿藻通古博今，练达典故，深受同治帝的尊敬。他认为对身为一国之君的皇帝来说，不仅仅要有广博的知识和勤于治事的本领，还应具备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和高瞻远瞩的远见卓识，而且应该具有天子所应具备的威仪和庄重。所以，他所教授的内容除了历史地理，经世时文，儒家经典，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四书”、“五经”、“春秋”、“周礼”等内容外，还向他讲授历代帝王的政治事迹以及兴衰原因。皇帝年幼，性聪颖活泼，偶有淘气顽皮，李鸿藻就把一些历史典故编成小故事讲给他听。皇帝还经常提出一些大人认为十分幼稚的问题，他就用寓言故事把严肃的政治大事做深入浅出的说明。因此，皇帝颇能接受他的启迪与教诲。又因为他治学严谨，要求严格，同治帝对他除了尊敬之外，还有几分敬畏。正如《翁文恭日记》（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中所载：“同治对李鸿藻的敬畏程度远非他人所能及。”因此，他也深得两宫皇太后的敬重与宠信。

自从李鸿藻步入帝师生涯之后，他就开始平步青云，官职日益显赫。同治三年（1864年）受命内阁学士署户部左侍郎，四年（1865年）任军机大臣学习行走，五年（1866年）礼部右侍郎，兼署户部右侍郎，紧接着任军机大臣。其后，因嗣母辞世，辞职服丧。七年（1868年）十月，服丧期满，仍回弘德殿入值，同时任军机大臣，署礼部左侍郎。十一月，任方略馆总裁。八年（1869年）六月，补授户部右侍郎，兼礼部左侍郎，十二月，经筵馆讲官。十年（1871年）都察院左都御使，晋刑部尚书。十一年（1872年）六月，任武英殿总裁，八月，晋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衔。十二年（1873年）正月，同治帝亲政，又受嘉奖。十三年（1874年）十月，皇帝病重，卧床不起。其间，李鸿藻受皇帝委托，代行批答一切有关国家大政的上疏奏章。 同治帝崩殂，李鸿藻主理丧仪。光绪元年，充实录馆总裁，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三年丁本生母忧，三年服阙，命仍在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寻以吏部尚书后迁兵部尚书，以协办大学士调吏部尚书。这时，李鸿藻进入其权力的鼎盛时期。

李鸿藻在朝三十年，可谓权倾朝野，而他始终自奉甚简，治事从不懈怠。国家安危始终在他心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从1868年到1871年，同治帝和慈禧多次提出要求重修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以供其享乐。当时主管这方面事务的内务府也找机会推动这件事，如果落实如此大的工程，就要大兴土木，耗费大量的白银和劳力，内务府的官员能从其中获取很多谋利的机会。但是，当时的情况是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捻军的造反刚刚平息，正值国力日衰。与此同时，西方列强正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虎视眈眈，心存野心，随时窥探时机以求一逞。李鸿藻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冒了可能被罢黜，甚至被杀头的危险，多次“明疏”、“密谏”，竭尽全力阻止重修。他甚至多次直接劝阻同治帝，陈述搁置重修的理由，告诫皇帝和慈禧要体恤民情，顺应民意，并在上朝时明确提出：“不应虚糜帑糈，为此不急之务”。他对同治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屡次进行规劝。最后，终于迫使同治帝收回成命，慈禧也不得不表示认同。据清史记载，此事“始终执争，事竟得止。”

李鸿藻直接针对皇帝和皇太后的苦谏，持续了几年并最终取得皇帝和皇太后的认可，因而得到朝廷中文武大臣的普遍尊重，特别是那些赞成以清流议政的官员，更因为他坚决主张广开言路，清明政治，严整纲纪，廉洁奉公对他备加推崇。在同、光年间，那些敢于大胆直言，直陈时弊，弹劾失职官吏，揭露社会腐败现象的官员纷纷集于他的门下，寻求他的支持，因而在朝廷内外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他为当时日趋腐败的清朝廷带来了一股清爽的风。这种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下层社会要求伸张正义，揭露时弊，抵制腐败的意愿，颇为引人注目，也颇受朝野开明人士的欢迎与尊重。这种力量当时被称为“清流派”，李鸿藻自然也就成为清流派的领袖人物。

李鸿藻所处的时代正值内忧迭起，外患不断的时代。在朝政更迭，政争不断的情况下，它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优秀品德于一身，主张广开言路，严整纲纪，清明政治，廉洁自律。他以自己的行动做到了治事出以公心，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独守正，持大体，廉洁自律“。在朝廷内外，以德高望重而名重京师。面对政情诡谲，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他不畏强暴，一身正气，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和主权尊严的立场，不遗余力地反对外国的干涉和侵略。

纵观李鸿藻的一生，自咸丰至光绪，凡从政三十年，素以抗击外敌入侵而闻名。他从不讳言自己主战的政见，是清廷中主战派领袖。

同治十年（1871年），天津爆发了反教会斗争。怒不可竭的人民群众声讨法国侵略者杀害中国人的暴行，并焚毁教堂，杀死法国领事和外国教士多人。这个事件即所谓“天津教案”。当时朝廷中以沈桂芬为首的一些人主张妥协，让步，生怕得罪了洋人，主张答应外国人提出的苛刻要求。李鸿藻则认为“民意不可辱，民心不可失”，提出对外国洋教士的劣行应采取强硬态度，以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在两种意见的激烈争执中，促使朝廷接受了他的主张，对外国人在华的肆无忌惮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因此博得了朝野爱国人士的尊敬。

同年，沙俄军队乘阿古柏侵占乌鲁木齐并向东进犯之际，出兵强占了我国领土伊犁地区。1877年，左宗棠率大军直驱新疆，所到之处，势如破竹。阿古柏无力招架，溃败而逃。我国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均已取得强势，清政府已经重新控制了新疆大部分地区。光绪四年（1878年），清政府派钦差大臣崇厚出使俄国，要求俄方归还我伊犁地区。出人预料的是，崇厚在于俄方交涉的过程中没能经受住俄方的软硬兼施的手段，做出有辱使命的事情。他在次年十月二日在克里米亚半岛里瓦几亚擅自与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使我国丧失了伊犁城以外的大片领土，并使我主权蒙受奇耻大辱。消息传来，朝野震惊，群情激昂，反对崇厚这种误国的丑行。而在军机处，又像往常发生外患以后一样，总是产生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是以沈桂芬为首的妥协派认为新疆地处边陲，经济又不发达，不必为些许不毛之地而招惹沙俄不满，主张朝廷吞下这颗苦果。李鸿藻力主废约，因为这个条约的签订并没有征得政府的同意，而是官员个人擅自为之。这个条约不仅丧失中国的领土，而且使西方列强认为中国太好欺负，中国政府太无能，以后其他国家也如此效法，那中国就将论为国将不国的境地。他要求朝廷“卒治崇厚之罪，遣使该约”。张之洞也极力支持李鸿藻的强硬立场。李鸿藻不顾妥协派的不满和攻击，再三在朝廷上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并不厌其烦地向持中间立场的大臣阐明利害。他严正指出，如若承认此条约生效，众大臣都将成为中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