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国家一级作家，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作品很多都与医生这个职业有关，198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代表作品《红处方》。

人物概述
      毕淑敏毕淑敏，女，1952年出生于新疆，中学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1969年入伍，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汇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1980年转业回北京。 
      17岁便来到海拔5000米的西藏高原阿里当兵。在苍茫的高原上，她亲眼看到一些年轻人为了祖国的安全富强而永远长眠在冰层中的悲壮。那些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死亡”使她对生命有着特别的关注。
      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共发表作品200万字。曾获庄重文文学、小说月报第四、五、六届百花奖、当代文学奖、陈伯吹文学大奖、北京文学奖、昆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青年文学奖、台湾第16届中国时报文学奖、台湾第17届联报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30余次。 
      国家一级作家、内科主治医师、北师大文学硕士。
      毕淑敏真正取得全国性声誉是在短篇小说《预约死亡》发表后，这篇作品被誉为是“新体验小说”的代表作，它以作者在临终关怀医院的亲历为素材，对面对死亡的当事者及其身边人的内心进行了探索，十分精彩。
主要经历
当过20多年的医生
      毕淑敏曾经当过20多年的医生，当发生非典之后，她凭着医生的敏感，感觉到人类的生命受到了某种严重的威 
      毕淑敏胁，而医务人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人们和疾病之间，筑起了一座长城。毕淑敏说：“我当时有这个想法，我是一个不错的医生，如果真像招预备役一样，我也会到一线去。” 
      30年前，毕淑敏在西藏阿里做助理军医，有一次遇到一个病人病情非常严重，急需输血，但在高原上输血却很危险，因为在高原的人红细胞特别多，血液非常粘稠，阿里冬天又非常冷，血液从人体37摄氏度抽出来，一下子碰到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立刻就凝结了。毕淑敏经过大胆试验，有一次竟抽出自己的血，输入到病危战士的身体里，结果没有发生凝结。毕淑敏说：“那个时候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真的会有一种鲜血凝成的友谊。”

生死考验，曾经想自杀
      在毕淑敏去西藏当医生的岁月，她碰到过很多次死亡，她那时候年轻，年轻的心总是非常敏感，面对那些年轻战士生命的突然消失，毕淑敏有刻骨铭心之感。同时，在称为生命禁区的高原上，毕淑敏也第一次遇到了对自己生命的挑战，她回忆起自己曾经想自杀的一段往事。
      那是在1970年，毕淑敏当时只有17岁，她是到西藏阿里部队的第一批五个女兵之一。在最寒冷的时候，部队出去拉练，穿越无人区，翻过6000米的高山，女兵身背武器、弹药、红十字包，足有70斤重，一天要行进60公里。毕淑敏说：“从早上开始，我心里就特别恐惧，到下午4点，才走了一半路程。我就决定自杀了。我再也走不了了。我不能让所有的感官感受全部的痛苦，我觉得我肺里吸不到一点氧气，当时暮色四合，高原的夜晚来得非常快。我不想活了，我就决定要死。我要找一个悬崖，岩石一定非常狰狞，不摔则已，一摔就得摔死。”当毕淑敏攀上了很高的悬崖后，她最终还是没有跳下去，因为她不想拖累别人，也许是出于生命的本能。后来她遇到了收容队，并被告之，“你如果不快点走，你今天必然会冻死在这个山上”。毕淑敏机械地抬动脚步，在蒙蒙的月光下，走完了最后几十里路，终于到达了宿营地。毕淑敏说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体验，因为坚持一步步向前挺进，她突然感觉自己的头发都没少一根。一个小姑娘，突然间对生命的理解有了自己的感知和认识。

46岁时生命再次发芽
      大约是在30多岁的时候，毕淑敏转业回到北京，是在一个工厂的医务室工作，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搞写作。再后来，她专门从事写作，创作了小说《红处方》，还拍成了电视剧。然而到1998年，毕淑敏46岁时，她突然把写作 

放下了，去北师大读了心理学硕士。 毕淑敏 
      可是，这个学生还是不好做的，这时毕淑敏的儿子都已经上大四了。她刚开始学习很吃力，常常不合格，她写小说，写散文惯了，会把论文写得像散文，受到批评。毕淑敏说：“那一时让我特别自卑，而且对自己丧失信心，由作家、医生一下子成了全班的差生了。”她认真地分析和认识自己，找到哪些是自己的长处，哪些是自己的弱点，知道自己为什么奋斗，当害怕、妥协等负面的情绪出现时，她不会焦虑，“孤独是我正常人生的一部分，我比以往更多懂得尊重别人，因为每个生命都是那么宝贵。”毕淑敏终于取得了硕士学位，成为一名优秀的心理咨询师。

为非典病人服务
      作为一个有成就的医生、作家和心理咨询师，毕淑敏在面对非典时，有着她独到的态度，她很希望中国心理卫生工作者，能够在这方面优化资源，为非典病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她说：“这个灾难向我们袭来，每个人都非常震慑、恐惧，但我们可以战胜非典，人与人之间非常宝贵的亲情可以延续下去。”
      毕淑敏说：“非典一开始，我比较相信我们老祖宗说的凡事遇则立，不遇则废，我想我也会突然在什么场合之下，被感染，如果隔离我的话，我能14天安安静静地读书，也未尝不是人生最特殊的体验。”
      毕淑敏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假如我得了非典》 ，文中充满真情和幽默，很多朋友说她是乌鸦嘴，但也有朋友说，他本来很怕非典，看了这篇文章，就变得不那么可怕了。毕淑敏说：“我觉得非典突然的灾难，一下子让我们生命本身有了一种反思，对我们和亲人的关系，对我们的生存都具有特别的意义。”
      最近，中国作协组织一些著名作家到非典一线去体验生活，采访，创作非典文学。毕淑敏表示：“我作为医生，可能比别的作家的医学知识多一些。我作为一个非常关注人的作家，要求去非典一线体验生活，是义不容辞的。”

好女人的标准
第一个标准就是善良
第二个是智慧
第三个是坚强。

丈夫眼中的她
      吸引我的是她那种不属于20岁女孩的镇定和平静
      在我眼里，毕淑敏一直就是个普通人，但她比较有毅力。相识那年，我21岁，她20岁。她在西藏阿里军分区当医 
      幸福一家生。我在另外一支部队司令部当机要参谋。阿里的气候非常寒冷，海拔5000米，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一年有半年时间大雪封山。在认识她之前，我甚至不知道那里还有女兵。 
      我第一眼看到毕淑敏时的印象，既不是她的容貌，也不是她的才气，吸引我的是她的神情，那样一种不属于年轻女孩的镇定和平静。我后来问过她，你是如何变成这样的？她说，可能是在西藏太寂寞了太枯燥了，天天看着单调的雪山和一动也不动的云，人就呆若木鸡了。
      第一次相见，她给我的印象是，身上的军装很整洁，军帽戴得端正，发式也是她之后多少年一贯保持的那种短发，脸上很平静，没有一丝紧张和不安。我想这可能和她在阿里高寒缺氧，脑子比较迟钝有关吧？没想到谈起话来，她知识面很广，闹得我心里很有压力，心想以后要是和这样的女兵谈朋友，自己也要多读书，才能显得比较般配。后来双方互相留了地址，我一看，好家伙，她的字也写得很漂亮，比我的字要好。我当时常常给首长写报告，字也写得不错。
      认识毕淑敏之后，我有意识地多读书，并开始练字，战友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变得如此勤奋，如此用功好学，其实那动力很简单，就是别让毕淑敏把我给比下去。我曾经问过毕淑敏，你的字写得挺好的，是不是在雪山上闲着没事，天天练字啊？她想了想说，没有。也许我每天给病人看病写处方，积少成多也算是锻炼吧。我也问过她，说第一次见面时候，我看你很镇定，是不是在我之前谈过别的男朋友啊？她说和我是第一次谈恋爱，当时她脸上的表情，看起来很平静。不过，想想也正常，因为整个阿里高原，只有几个女兵，成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男兵，她可能已练出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定力了。

很敬业，是好医生，也是好主妇
      她是对家庭很负责很敬业的那种主妇。别笑我用了“敬业”这个词。因为我觉得有些女人对主妇这个角色不够热爱，有点敷衍了事。毕淑敏不是这样。我家周围有好几家超市，毕淑敏需要采买的时候，总要轮番去逛。我说搞那么复杂干什么？认准一家就是了，价钱上差不了多少。毕淑敏很认真地说，不仅仅是价钱，还有不同的品牌和产地，不同的超市进货渠道不一样，当然要“广种薄收”“博采众长”了。 
      晚上散步的时候，毕淑敏常常拉着我往远处的商店走。她说这样一举两得，既锻炼了腿脚，也充实了菜篮子。我说，你是不是三天不购物就手心痒痒啊？她说：“你要上班，孩子要上学，老母亲有病需要补养，我当然要把后勤搞好。”到了商场门口，她对我说：“你不愿意进去，就在附近溜达一圈，我买了东西很快就会出来。”这一点，毕淑敏说到做到。
      她从来不会漫无目的地乱逛，也不会被打折和减价所诱惑，总是直奔主题“速战速决”。不过她买东西也有缺点，就是几乎不会还价。在自由市场，人家说多少就是多少，买了就走。我说：“你这是不是有点傻？”她回答：“是有点傻，但我耗费不起那时间。讨价还价也许要用去10分钟，有这10分钟，我能看几页书呢。”
      毕淑敏对工作也很敬业。一谈起她的工作，我就觉得她始终是个医生。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就是医生。2002年8月，她和她的一帮学心理学的博士同学开办了一家心理咨询中心。除了当作家，她依然是医生，只不过过去她是内科主治医生，现在是心理医生而已。前几天，我和她从云南回来，下了飞机天都黑了，冷风刺骨。从机场坐上出租车，我对司机说开回家，毕淑敏说不能回家，因为她要直接去心理咨询中心工作，已经预约了来访者。那天她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2点了。

写作属率性而为，都是肺腑之言，我被她的辛苦打动 
      毕淑敏的写作，我觉得是率性而为，写的都是肺腑之言，不会跟风，也不会为了得个什么奖而刻意为之。1986年她写处女作《昆仑殇》的时候，已经34岁了，在一家工厂卫生所当所长。她决定写小说，别说他人，连我都想不通。一个拖着孩子的中年妇女，早已不是文学青年头脑发热的年纪，何必要自讨苦吃呢!再说，我们在文学界举目无亲，贸然投稿，不是明摆着死路一条吗!我把这些顾虑都对毕淑敏说了，她又是那种很镇定的神气，说：“我都想过了，因为我心里有话要说，我喜欢写作，我才拿起笔。我又不是想出名趁早的人，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一个星期后，当她把厚厚的一叠稿纸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才确信，她真的下定决心要用笔来说话了。
      毕淑敏的处女作是我骑着自行车送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我曾对她说：“咱们发动群众，和亲戚朋友通通气，就不信找不到认识的编辑，那样会稳妥一点，人家才能给你认真看看。”她说：“那不就是走后门吗？不必。写作是我喜欢的事情，我要是为了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先掺进去自己不喜欢的事，就没意思了。”结果我们是什么人也没托，就这样素昧平生地把稿子送到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非常及时的审完稿子，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后来，她的处女作《昆仑殇》就发表了。

在某种程度上，她还是个悲观主义者
      我从没觉得她是名人，所以也不觉得当她的丈夫有太特别的地方。我们一起外出，她常常被人认出来，照相或签 
      名时，我就站在一旁，也觉得很自然。夫妻吗，只要是真的相亲相爱，没有什么名声和金钱的差异会阻碍情感。我们已经携手走过了20多年，已经慢慢地变老了，我们还会继续携着手，继续变老。 
      在我们家里，凡事基本上都是商量着办。遇到有争论的问题，毕淑敏的基本策略是把自己的意见说清楚，然后就听别人的意见。至于怎么决定，就要看这件事和谁的关系最密切，谁就最后做主。举个例子，比如决定要买一张电脑桌，她说这样的好，我说那样的好。她说电脑桌谁用，谁就有决定权，问题就解决了。比如孩子找工作或者找对象，她就说，当然是和孩子本人关系最密切，所以本人的意见最要紧，别人的意见只是参考。     
      要说我们夫妻间最大的矛盾，我还真有点为难。我们之间从没有大的矛盾，大的方向都是一致的，剩下小的风波就转瞬即忘了。如果一定要找，我觉得她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有一种很深在的悲凉之感。她对自己对他人都比较严格。她也许不说，也会很宽容地理解你，但我知道，在她内心，是镜子一般的清楚。

创作历程
发表在昆仑山黑板上的处女作
      她曾幼稚地认为，能当女兵是百里挑一的福气。1969年毕淑敏应征入伍，坐了07天火车，15天汽车来了西藏阿里高原骑兵部队当卫生员。一个年仅岁的少女，被命运无可选择地抛到了昆仑山。毕淑敏从灵魂到身体都受到了极大震动。 毕淑敏到阿里后，有一件恒久的功课，就是——看山。她用眼光触摸着每一座山的脊背和头颅，痛感大山的永恒和人类的软弱。还没听说什么人到了西藏能不受震撼地原汤原汁地携带着自己和旧有观念返回城市。这块地球上最高的土地把一种对于宇宙和人自身的思考，用冰雪和缺氧和形式，强硬地灌输给每一个抵达它的海拔的头脑。在这里，死亡象一把利刃抚摸着年轻的头颅，活着倒是一种幸运，甚至为自己仍然活着深感愧疚。 
      有一次，她和一位老军医用担架抬着一个因患肝癌抢救无效而病故的牧羊人，一步一步爬上人迹绝踪的山项，在那里把尸身剖开，引来秃鹫，实施土法的天葬。在这次行动中毕淑敏几乎死去。面对苍凉旷远的高原，俯冲而下乜视的鹰眼，散乱高山之颠的病态脏器和牧羊人颜面表皮层永恒的笑容，毕淑敏明白了什么叫生命，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摧毁与重建的力量。毕淑敏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首小诗，被偶尔上山又疾速下山的军报记者抄子去，发表在报上。那个时代铅字有一种神秘的味道，但毕淑敏却不以为然。因为这不是自己主动的投稿，她从来没有承认这首诗是她的处女作。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很老　
     “毕淑敏终于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上了大学。在学校的时候依旧门门功课优异。她终于成为一名部队优秀的女医生。后来结婚生子。到儿子一岁多的时候，她从北京奶奶家寄来的照片上发现孩子因为没有母亲的照料，有明显的佝偻病态。她找到阿里军分区司令，对他说，作为一名军人，为祖国，我已忠诚地戍边11年。现在我想回家，为我儿子去尽职。司令员沉吟许久说：“阿里很苦，军人们都想回家。但你和理由打动了我。你是一个好医生，幸亏你不是一个小伙子。不然，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你走。”　　
      回到北京后的毕淑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烹调，学编织，学着做孩子的棉裤……她极力想把自己纳入温婉女人的模式。便自己知道，在她的肪管深和上，经过冰雪洗礼的血液，已不可能完全融化。 她开始作准备，读文学书，上电大的中文系。　　
      她几乎是在半地下状态做这些事。在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正好毕淑敏值班，没有紧急病人，日光灯下铺开一张纸，开始了她的第一篇小说的写作。毕淑敏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很老，整整35周岁，十足的中年妇女了。　　

两种体裁和两种品格　　
      如果从题材选取来看，毕淑敏一步上文坛就在两种题材区域交互耕耘。一个是由《昆仑殇》所开始的对已昨日黄花的军旅生活的回顾与开掘。作者一次次地缠绕着死亡的主题，在死亡之中拷问着生命的意义。一个是由《送你一条红地毯》所开始的对正在演变的纷纭的现实生活的扫描与探测。她在两个题材区域交叉作战，创作了具有悲剧体、喜剧体、抒情体、科幻体和新体验纪实体等不同美学风貌和叙述语调的名篇佳作，并形成了把大悲大悯的胸怀同冷静客观的笔调结合起来水乳交融的艺术特色。　　

主要作品  
      在热闹而浮躁的文坛，她似乎不能归属于任何一个派别，她似乎是从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中走来，但又不是传统文化的回归。她的散文把日常生活中似乎极为平常的事物作为审美客体，把似乎人人所经所历的事情写得妙趣横生。这种朴实无华的文风，很有一点宋人所推崇的“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境界。 
2002年1月出版《红处方》 
2003年3月出版《血玲珑》 
2003年6月出版《拯救乳房》 
2003年月10出版《紫色人形》 
2004年9月开始出版《女工》 
1986年，她34岁写了《昆仑殇》 
1994年， 《预约死亡》 

评价
柴福善
      她的小说携带着高原的严寒，青春的沉重，生命的厚实以及对死亡的冷静，足以震撼每一个人的灵魂。 

王蒙
     “即使做了小说，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普度众生的鸿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她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的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

贺绍俊
     “毕淑敏与其说是一位作家，不如说是一位心理学家，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是针对我们的心理疾患而开的心灵处方。这缘于她的善良和对人的心理隐秘的洞悉。”

名言
      健康是一株三色花，一瓣是黄色的，代表我们的身体；一瓣是红色的，代表着我们的心理；还有一瓣是蓝色的，代表我们的社会功能。
      没有意外的人生是不正常的，只有不断的意外，我们的人生才充满了活力和动荡。
      现代生活如此繁杂，人们随时需要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做出决定。一个选择，决定一条道路。一条道路，到达一方土地。一方土地，开始一种生活。一种生活，形成一个命运。
      如果你不能确定你往哪里走，那么此处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主动的放弃，如同退潮的海水，在动荡归于平静的过程中，遗留下突兀屹立的东西，那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礁石。
      告诉缺水的人哪里有水源，告诉寒冷的人哪里有篝火，告诉生病的人哪里有药草，告诉饥饿的人哪里有野果，这些都是天下最好的礼物。
      爱自己的能力，加上爱生命和爱他人的能力，并且完全接受人是不能永远存活于世的这一事实，这就是幸福的基础。
      一个自尊的人，一个自信的人，一个有安全感的人，他在人际交往中是自然的，开放的，坦诚的，透明的。
归属感一定要根植于自己的文化，而不是漂浮于外来文化之上。我们不去评价别人不好，但也不妄自菲薄。

诉《知音》侵权
毕淑敏状告《知音》
      未经女作家毕淑敏允许，《知音》杂志以她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描写她和儿子之间故事的文章，被毕淑敏起诉到法院。2009年，法院就此判决《知音》杂志赔偿毕淑敏10万余元。
      这篇引发毕淑敏母子两起诉讼的文章，刊登在2009年4月上半月版的《知音》，名为《毕淑敏母子环游世界114天：眺望更高远的人生》。这篇署名为毕淑敏的文章，还随文刊发了她与儿子的合影作为插图。 
      毕淑敏称，该文并不是自己写的，文中有多处失实描述，以她的口吻负面评价其儿子，严重影响了她与家人的正常生活。据此，她要求该杂志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各种损失40.1万元。 
      2010年年初，因同一篇文章，毕淑敏的儿子再告《知音》杂志，并索赔10万。2010年11月1日，此案在海淀法院开庭审理。 

杂志社被判赔两万元 
      2011年4月，《知音》杂志社表示，虽然涉案文章以毕淑敏母子为主角，但纠纷是因一篇文章而起，且毕淑敏案时法院已充分衡量了两人的损失数额，因此不同意芦淼再索赔。 
      一中院审理认为，毕淑敏与芦淼虽为母子关系，但在人格权上相互独立，被侵权方有各自独立的赔偿请求权。鉴于不实内容主要是对作家毕淑敏造成的，且该行为已通过判决处理，因此法院在考量精神损害和经济利益各方面因素后，判定《知音》杂志赔偿芦淼两万元。 

荣誉
2011年4月12日上午，北京首届阅读季启动，聘请毕淑敏担任北京读书形象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