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公振（1890年11月27日－1935年10月22日），原名绍发，字春霆，号公振。江苏东台人。新闻记者、新闻学者。 有诗云：东台戈公振，记者器轩昂。首撰报学史，著书领拓荒。抗战将爆发，归国斗东洋。这是身为爱国记者戈公振的生平写照。

戈公振，现代著名新闻学家，江苏东台人。戈公振是我国三十年代著名的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拓者和我国早期的新闻教育家，名绍发，字春霆。

其伯祖父戈铭猷(字伯鸿)在江西省铜鼓厅任知县。戈前往江西随侍伯父，在县署学习，辛亥革命后，回到家乡，在当地开明乡绅夏寅官家中当家庭教师，并在夏寅官所办的淮南法政专门学校听课。1913年从东台淮南法政学堂毕业后，到上海狄楚青创办的“有正书局”当学徒。受到狄的赏识，次年被调至《时报》，从校对、助理编辑、编辑一直做到总编辑，在该报任职15年之久，为报纸业务改革作出了一定贡献。

戈公振把他毕生的经历献给了我国的新闻事业，对我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三十年代初期的新闻事业，从实践和理论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清光绪十六年（1890）生于东台台城一“世代书香”之家，幼年聪慧，好学上进。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东台高等学堂。

1912年在《东台日报》担任图画编辑。

1913年冬，他与上海报界知名人士狄楚青相识，从而进入上海报界。先进入上海有正书局图画部当学徒。后到《时报》编辑部工作，初任校对、助编，后升任编辑直至总编。在《时报》前后工作十五年，其对《时报》做了大量的革新，使《时报》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最爱读的一份报纸。

1920年他开创了《图画时报》，揭开中国画报史上崭新一页。在此期间他编译了《新闻学撮要》，写出来《中国报学史》，最早论述了我国新闻史，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泛论新闻学，开创全面系统的研究中国新闻发展史的先河，成为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文献。戈公振对我国新闻事业最大的贡献就是确立了报学史的研究是一门学问。

1925年后，他先后在上海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的报学系或新闻学系，讲授新闻学和中国报学史，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新闻人才。他的《中国报学史》一书从1927年出版至今，一直大学新闻系的主要教学用书之一。

1927年1月29日，以记者身份乘法国邮轮“答尔塔良”号自费赴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日本等考察新闻业。同年，受国际专家联盟的（国联）邀请，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新闻专家会议，在会上做了题为《新闻电费率与新闻检查法》的发言。考察期间，其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里查阅资料，从事研究，后写成《英津读书记》，介绍了清代嘉庆、道光同治年间，外国人用中文出版的报刊。 1928年返国，任《申报》总管理处设计处主任兼《申报星期画刊》主编。九一八后，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1930年，他创办了《申报星期画刊》，并担任主编。这时，他的新闻研究从中国的新闻史扩大到世界的新闻事业。撰写出《世界报业考察记》，这本书曾叫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这本书的手稿及排印件毁于一二八淞沪战争的炮火。

“九·一八”、“一·二八”以后，国难日重，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当时，邹韬奋、杜重远、李公朴、毕云程等人筹办《生活日报》，约请他参加，后因国民党百般阻挠，报纸终未办成。从这时起，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2年3月，以记者身份随国联，调查团赴从上海到东北调查日军侵华真相，三进沈阳城，亲临九一八发生地北大营，调查到第一手材料，曾遭日伪警宪的逮捕。后经国联调查团营救，得以获释。9月随团前往欧洲。

1933年3月到1933年他随中国首任驻苏大使颜惠庆去莫斯科访问，后来他决定留在苏联。他勤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并到苏联各地参观考察。为国内报刊撰写大量介绍苏联的通讯报道，报道苏联社会主义报道的成就，用铁的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对苏联的污蔑。戈公振也中苏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经过他的奔走，徐悲鸿画展，蝴蝶影展，梅兰芳的访问演出，均获得很大成功。这期间所写的文章后由邹韬奋集成一册出版，辑为《从东北到庶联》。

1935年8月应邹韬奋邀请，回国参加《生活日报》筹备工作。10月15日抵达上海，10月22日病逝于上海。后葬于江湾第一公墓，墓碑上“东台戈公振之墓”由狄楚青题写，黄炎培撰写碑文。

1935年10月15日抵达上海，因阑尾炎住院，不幸于10月22日病逝，年仅45岁。戈公振去世后，邹韬奋为他写了悼文。戈公振是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临终时对韬奋说:“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要回来，…… 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可惜，他壮志未酬就辞世。当时，爱国老人沈钧儒先生写了《读韬奋悼戈公振先生文》四首五言诗，前两首要我们学习勾践，“卧薪尝胆”，“双睛炯炯，怒视敌人”，第三首诗云:“哀哉稻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第四首先写一句“我是中国人”，第二句竟不能续，仍写这五个字，再写，还是这五个字，一连写了四句“我是中国人”。沈老写完，“泪滴满纸”，感动得情不自禁了。

1913年南下上海，入“有正书局”当学徒，后任《时报》总编辑。1920年首创《图画时报》。1921年“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成立，任会长。1925年起在各大学教授新闻学。

东台城内文化广场的戈公振故居，东台市政府于1987年将其修葺开发为一处旅游景点。 4家庭

戈公振父亲戈铭烈，哥哥戈绍甲、妹戈绍怡，堂弟戈绍龙(曾留学日本)。戈宝树，现居美国，物理学家。

戈公振在从事新闻工作之余，致力于新闻教育事业和新闻学研究工作，曾在上海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新闻系和杭州暑假报学讲习所讲授新闻学方面的课程，在新闻学研究上留下了许多著述。

《中国报学史》(分六章，二十八万五千字。被认为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报业发展史的专著，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首版于1927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新闻学撮要》[翻译著作，梁启超作序。原著：[美]开乐凯(F. N.Clark,Jr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新闻学》(1927年12月应商务印书馆之约，为“百科小丛书”和“万有文库”撰写，1940年出版，1947年2月再版，普及型读物。)《东北到庶联》，1935年12月生活书店出版。

1985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戈宝权的纪念文章《回忆叔父戈公振二三事》：今年11月27日，是老一辈报人和进步爱国新闻记者、我的叔父戈公振95周年的诞辰，10月22日又是他逝世50周年的忌辰。回想到在他生前，我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较长，深得他的亲切关怀和教诲之恩，现特借这个机会回忆一下他生平中的二三事。首先是他一生勤奋好学的精神。他出身在江苏省苏北东台县城的一个所谓“世代书香”的人家，自幼非常聪慧。他读过家塾和私塾，后来进了东台县城唯一的高等学堂，毕业考试时名列第一，从此以后他就全靠自学走上了成才的道路。他在上海《时报》工作时，经常到 青年会去补习英语；后来他到欧美和日本各国考察新闻事业与参观访问，又自学法语、德语和日语；甚至40多岁访问苏联时还自学俄语，都做到能阅读和讲话的程度。他很早就鼓励我努力学习，记得童年时他送了一盒积木给我，他在盒盖里面用工整的小楷写了两句话：“房子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造成的，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 他终生献身于新闻事业的坚定信念。他在1913年到了上海，先在有正书局图画部当学徒，第二年进了《时报》编辑部，从校对、助编、编辑，一直升到总编辑，而且终生献身于新闻事业。他在《时报》前后工作了15年，后又在《申报》工作了3年。

他对报纸的革新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创了《图画时报》和《申报星期画刊》。同时他还专心研究新闻学，撰写了《新闻学撮要》和《中国报学史》等书。他对各国的新闻事业也进行过研究，还从事宣传和推广新闻学教育的工作。记得1935年初我到了莫斯科以后，曾同我的叔父合写了《梅兰芳在庶联》、《最近庶联人民生活的一般》（当时他写的通讯都用“庶联”二字代替通常用“苏联”）等通讯文学。当年10月他在国难深重时返国，数日后即不幸病逝，享年只有45岁。没有可能完成他生前重写《中国报学史》的遗愿和撰写《世界各国报业考察记》的计划。他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作风。他一生中为人光明磊落，从不沽名钓誉，猎取名誉地位；他平等待人和蔼可亲，并以助人为乐，特别是提携同行和后进。尽管这样，他当年仍不免要遭到“小报”的造谣与中伤，甚至他在《时报》的老同事包天笑晚年在写《钏影楼回忆录》时，其中对他的回忆仍颇多不实之处和讽刺之词。我的叔父生前对这些事从不计较，也不耿耿于怀，而常一笑置之。凡同他生前共过事和有交往的人，都深知他的这些高尚品质。

戈公振是一位在新闻事业各个方面，都有过突出贡献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他是一位杰出的编辑，优秀的记者，同时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新闻学者和新闻教育家，他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新闻学理论和历史的研究，所著《新问学撮要》、《新闻学》、《中国报学史》等书，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新闻学著作，为新闻学这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作了大量的开拓性的工作。其中，以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最为精深。他那部《中国报学史》代表了旧中国报刊史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自一九二七年初版后，曾多次重印，并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在国内外都有重大影响，是公认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至今还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者所推崇，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像戈公振这样的在新闻战线的各个领域都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全才，在中国新闻史上罕见。

他不仅先后被国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沪上名校争相聘为教授，主讲《访事学》和 《中国报学史》，就连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也亲自来函，意欲邀请他前往北京大学讲学。在大学讲课的同时，戈公振还亲自发起成立上海报学社，从事新闻学术探讨，组织短期新闻培训班等活动，使之成为旧中国时期上海地区存在时间最长、影响较大的新闻学术团体。另外，他还先后两次出国考察国外新闻学教育状况，系统地比较研究西方新闻学教学模式，提出适合中国新闻学教育的本土化主张。为系统介绍戈公振新闻教育思想，本文拟从开创新闻史学研究、重视新闻专业教育、倡导国民媒介教育等三大方面重点论述戈公振先生在新闻教育上的作为与创见。

在戈公振、徐宝璜等学者的新闻本位观提出之前，中国的新闻学仅仅处于启蒙阶段。1925年，戈公振在上海国民大学报学系讲授中国报学史的教学过程中，以授课的讲义和积累的资料为基础，开始撰写《中国报学史》。《中国报学史》第一次系统全面介绍和论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全书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用丰富翔实的材料、严谨的考证将从汉唐到五四运动前中国报刊的历史进行了概括总结，勾勒出了中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清晰脉络，确定了中国新闻史 研究的内容。它作为第一本由中国人编写的研究中国报刊史的研究专著，其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端，代表了旧中国报刊史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为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此前，还没有一个学者能够像戈公振这样明确地提出将报业史作为研究对象，而《中国报学史》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次确定了报刊史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科，新闻学的学科框架体系才宣告建构完成，新闻学教育的三大分支才最终都找到了自己的学术源头。在这层意义上，正是由于戈公振的关键一步，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开展才有了名正言顺的学科框架体系。

戈公振非常重视新闻专业教育。他多次提出新闻人才的重要性，在新闻人才担负重要职责的基础上，显现出对新闻专业教育重要意义的深层考虑。同时，戈公振还对记者可以依赖天分或可以依靠报馆培养的偏颇观点提出批判。中国早期新闻教育的发展过程，是深受西方新闻教育影响的过程。对于西方新闻教育方式和思想，中国学人与报人最初抱有全盘接受的态度。但待到戈公振第一次从国外考察回国，他则以敏锐的目光对西方新闻学教育进行分类审视，开始了中国新闻学教育本土化的反思。戈公振归纳出当时世界上新闻学教育的模式应分为美国式、德国式和英国式。在对西方新闻教育批判的基础上，戈公振提出了中国新闻教育的本土模式，此处笔者把它归纳为。术业有专攻，理论加实践”。术业有专攻，就是学生应该按照自己将来从事的“行业口”进行学习。戈公振摒弃了新闻学通识教育，提出了适应行业需求的专业课程设置，这不仅是对当时新闻学的一种前瞻性谋划，也是基于长期新闻实践工作衍生出的思索。他明白，记者一旦进入报馆工作后，必然进入专业口，只有娴熟的专业知识才 能在所属的“口子”里游刃有余地采访与写作，这样的知识素养不能等到报馆耗费资本和时间来培养，而必须纳人预先的专业教育中，唯有这样。报馆用人才能得心应手。理论加实践，就是记者应该在接受理论课程教育的同时，注重新闻专业实践。长期活跃在报界第一线的戈公振懂得，新闻是一项实践性非常强的行业，学问与经验，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新闻专业的学生，已经经过高等教育的熏陶，但必须要经过实践的锤炼，才能最终成为可用的新闻人才。这种希望中国新闻学要将新闻职业教育和新闻职业训练都涵盖在内的设想，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比较而言，如若将开创新闻史学研究标定为戈公振先生新闻教育思想中最突出之贡献的话，那么，其最具远见之亮点应当是戈公振倡导的国民媒介教育思想。在戈公振看来，“其实新闻学是每个青年都应该研究的，因为每一个人，皆和报纸发生关系”。基于国民媒介素养亟待提高的现状，1929年，戈公振在“夫报纸为普及教育之利器”观点照耀下，发出了“新闻学是无条件的一切国民必修科”的倡议，号召将新闻学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变专业教育为普及教育，化精英教育为大众教育，从而使广大国民“对于报纸有理解和正当的态度”。在那个时代，戈公振的这一媒介素养教育的远见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范围都是十分超前的。与英国学者利维斯等人在1933 年《文化和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一书中首次在西方国家就学校引入媒介素养教育的问题相比，戈公振的观点整整早了4年。

戈公振故居位于东台市城内兰香巷9号，是一座典型的清代民居，砖木 结构，3进12间，“寿”字图案花墙，六面 壁板，格扇门窗，占地面积247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190平方米。由周巍峙题匾的“戈公振纪念馆”即设立在故居内。故居内，由吴志超雕塑的戈公振汉白玉半身像在馆厅正中，陈列有《戈公振生平业绩展览》，详细介绍了戈氏光辉的一生。展出了戈公振学习、写作、出国考察以及参加各种国际会议的历史照片120余张，还有戈公振与孙中山、蔡元培、黄炎培、胡适、郑振铎等人的往来书信和他办报时留下的遗物，以及戈公振撰写《中国报学史》的手稿等。为纪念戈公振先生，江苏省新闻学会设立了“戈公振新闻奖”，为我省新闻界最高奖。还拍制了《戈公振》电视剧，公映后受到社会的好评并获奖。戈公振故居已列为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盐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常年对外开放。

戈公振以其考证较为翔实、论述较为系统的《中国报学史》开辟了我国新闻史整体性研究道路。此后，在经历了五十余年的摸索之后，终于有了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方 著以其考证之精良、体例之完备、总结之全面、持证之客观，树立起了新闻史研究应当遵循的科学的方法与思路，是我国新闻史研究走向成熟、科学的标志。戈公振与方汉奇分别开启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同阶段，是我国新闻史研究历程上的两个里程碑。从中国开始启动系统化新闻史研究到新闻史研究的成熟发展，期间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比较两个里程碑之间的变革，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新闻史研究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其开展的程度与总体水平，无形中要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

新闻事业本身的充分发展是新闻史研究得以开展和深入的前提。1920年之前，我国没有出现系统的新闻史研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育不足。当时我国近代新闻事业虽然有了百年的历史，但新闻传播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全面冲击则始于戊戌变法期间。到辛亥革命时期，我国报纸与刊物的分离明显，新闻事业的业务特征与各种社会功能充分显示出来。新闻事业开始走向了成熟。从而才萌发了为新闻事业系统做史的必要与意识，开始了系统新闻史的酝酿。而当代中国新闻事业的空前繁荣，为新时期的新闻史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课题内容，从而促进了新闻史研究的领域拓展和步伐加快。

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是新闻史研究得以顺利开展的必不可少的一个 外部条件。在戈公振之后到建国之前的历史中，中国新闻事业本身是有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电子媒体的产生与发展为新闻史研究提供了很多新鲜的课题。但这期间之所以没有产生突破性专著，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动乱频仍。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事接连不断。在战火中收集资料是极其困难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离开了必要的史料，新闻史研究是无法进行的。新闻史研究既受制于这些外部条件，更受一些内在因素的影响。首先，“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开展新闻史研究以占有丰富、翔实的资料为前提。离开了必要的史料积累，不可能有突破之著。台湾近几十年来，在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对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始终不够深入，主要是无法充分地占有这方面的材料所致。其次，研究新闻史的指导思想也决定了新闻史研究的深度与力度。1949年到1978年大陆与台湾新闻史研究中受限制较大即是指导思想的约束。大陆长期受“左”倾思想的影响，致使新闻史研究不能全面开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味强调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抹杀了新闻事业的其他特性，限制了研究者对新闻事业本身规律的探索。台湾则受地域限制及对大陆敌对态度的影响，折射到新闻史研究上就是不能客观实际地对待历史。台湾新闻史专著中对大陆称“匪”，一味地污蔑，不能解释历史与现实。总之，没有了科学治史的态度，也不可能有科学的成果。而方著之所以成功，首先在于思想的解放。这一点在方著中有明显的体现。《中国近代报刊史》的风格前后稍异，后半部展开得充分而精彩。方先生在该著《后序》中提到“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当时乍暖还寒，‘左’的思想和‘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还没有完全解除，思想解放的程度，前后不一……前紧后松，很多地方没有充分展开。”可见，指导思想对新闻史研究的影响。

戈公振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

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该书中最能反映戈公振个人风格的是他的几篇“结论”。第一篇总结中国古代的报刊发展，开篇从秦朝的言禁开始，历数历代的言论政策，各种典故信手拈来，短短15行，就把中国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言论政策说尽了。最后得出结论：“专制之下，言禁必严，势也！”后两段，一段写官报的作用，一段分析官报为什么不发达，字数都不多，每段7行左右，也是引经据典，说理透彻。揭示了中国封建统治者在 “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统治哲学指导下，遏制了中国古代报业的发展。全文一气呵成，气势磅礴，足见戈公振的古文功底深厚！第二篇“结论”总结的是中国近代早期报业，第三篇“结论”总结的是清末报业的发展。新闻史的书一般文笔都比较谨慎，就事论事，即便是介绍到历史背景也多是简略的、客观的提一下，不含个人感情在其中。但是戈公振的几篇结论都饱含了浓厚的个人情感。尤其是第三篇“结论”，他开篇就写道：“以庞大之中国，败于蕞尔之日本，遗传惟我独尊之梦，至斯方憬然觉悟。在野之有识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操，则不得不借报纸以发抒其意见，亦势也。”

类似这样富有情感的语句在其他的几篇的结论中，也是比比皆是，使文章更具亲和力。除了笔锋常带感情，戈公振对人对事的点评都是很精确、独到。比如他提到维新派及维新派报纸失败的原因，就指出：“然此派实力薄弱，而视天下事太易，故其发为议论也，燏煌光怪而有余；其施于政治也，诚实恳挚而不足。殆清室徒有变法之名，无以慰人民之望，于是种族之学说起，与维新派立于对峙之地位。”这样的点评也是随处可见，让人眼睛一亮。该书的第四篇“结论”总结的是民国以来的报业。也许谈论的是作者正在生活的时代，所以作者的情感格外的暴露在外，批评也格外尖锐。一开篇作者就下判断：“民国以来之报纸，舍一部分之杂志外，其精神远逊于清末。盖有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营业所化。 ”而且通篇不断用反问的句式，举出各种事例，斥责报业的庸俗化对社会风气和进步造成的恶劣影响。

日前，江苏省东台市委宣传部发出《通知》，决定在该市范围内开展首届“戈公振新闻之星”评选活动。这标志着以我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开拓者戈公振先生名字命名的，旨在表彰新闻人才的又一奖项，在先生的故乡东台市正式设立。 “戈公振新闻之星”是经东台市委、市政府批准，专门为新闻宣传设立的表彰东台地方新闻人才的最高奖项，其目的是发挥新闻舆论导向作用，促进东台“三个文明”建设齐头并进，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表彰对象为政治坚定、品德优良、业务精湛、成绩突出的该市新闻单位在职新闻工作者、各基层乡镇报道组长、自办节目采编人员和市新闻工作者协会成员，每2-3年表彰一次，每次10名。首届活动的参评人选由各基层乡镇、新闻单位集中申报，经评审委员会选出10名“戈公振新闻之星”。获奖人选除在该市新闻媒体上公示外，还将在第六个“中国记者节”期间进行表彰、奖励。为纪念戈公振这位我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1998年江苏新闻工作者协会设立以戈公振名字命名的 “戈公振新闻奖”，每两年评选一次，以奖励江苏省新闻工作的杰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