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1950年7月6日—）男，生于上海，祖籍安徽肥东。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全国人大代表。其人口控制言论“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广受争议。

基本信息

中文名： 程恩富		籍贯： 安徽肥东
出生地： 上海		民族： 汉族
国籍： 中国		职业： 学者 政治经济学家
毕业院校： 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专业		代表作品： 《社会主义三阶段论》、《消费理论古今谈》等

简介/程恩富 编辑

程恩富

程恩富，汉族，1950年7月6日出生于上海，安徽合肥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专业，获硕士学位。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

曾长期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经济学院院长等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是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全国马列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全国经济规律系统研究会4个全国性学会的常务副会长或副会长；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理论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俄罗斯彼得堡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10多所高校的荣誉或客座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理论、文化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

学术活动/程恩富 编辑

2004年5月在胡锦涛总书记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讲课，

2002年2月在江泽民总书记主持的理论座谈会上汇报改革思路。

先后赴美、英、德等国进行学术交流，在日本、越南、俄罗斯和香港学界颇有影响。

提出社会主义三阶段论、新的活劳动价值论、新经济人论、公平效率交互同向论、一府两系的国资管理论、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论、大文化经济学论、知识产权优势论、当代经济基本矛盾论等，形成了系统独特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理论和政策思路，被中日等权威报刊认为是“我国第四代经济学家的代表之一”、“中国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之一” 。

学术成就/程恩富 编辑

曾在《中国社会科学》、《人民日报》、《经济学动态》、《香港大公报》等海内外报刊发表370多篇文章。独著和合编26本书，其中：独著《社会主义三阶段论》、《消费理论古今谈》等；主编《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论》、《文化经济学》、《现代政治经济学》、《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当代中国经济理论探索》、《经济学方法论》、《现代政治经济学案例》等。

先后35次荣获全国和上海的各种优秀论著奖及数次市级教学成果奖。论著和演讲上百次被各种媒体报道，《人民日报》、日本共同社、《韩国日报》、《香港大公报》、中央教育电视台、江苏有线电视台、上海电视台等发表过记者和主持人专访，《高校理论战线》、《生产力研究》、《学术月刊》、《当代经济研究》、《经济经纬》等介绍其经济思想。

《中国当代教育名人大辞典》、《当代著名社会科学家（CSD网站）、《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英文版）、《国际名人录》（美国ＡＢＩ）等国内外主要辞典均列名介绍。（《生产力研究》、《经济经纬》）、“我国第四代经济学人的代表之一”（《当代经济研究》）以及“改革以来新一代的中青年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

海派经济学

程恩富于上世纪80年代创立的“海派经济学”,其含义，一是起源于上海；二是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三是海纳百川、走向世界，一路走向壮大。

2004年5月，在胡锦涛总书记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会上，讲解“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近年来声誉日隆。在2004年9月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高潮时，程恩富为首的十位经济学家联合发表了《关于郎咸平教授质疑流行产权理论和侵吞国有资产问题的学术声明》。 这份学术声明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普遍意见。2004年9月16日首次发表在上海《社会科学报》，后来国家发改委的《中国改革报》在10月底进行了全文报道。各大网站、不少中央部门的内参等均转载或上报。

程教授是国内第一位系统地对张五常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的学者，引起学术界、国家有关领导部门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他1994年出版《西方产权理论评析》，2004年在香港出版《十问张五常》一书。^[1]

两会观点/程恩富 编辑

关于住房

2011年3月8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安徽团，程恩富针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房价两项重点关注话题颇为引人注目。

1.程恩富认为，政府只是在控制部分城市的快速上涨的势头，还没有确定下来控制目标。“这种短期行为应该要做，但是政府应该研究中国的住房目标到底应该是什么？什么格局？” 

2.程恩富预测，二三十年后，房价将会大幅下跌。“二三十年以后，中国城市住房将出现过剩。”程恩富说，如今60岁以上的中国居民在二三十年后将逐步去世，导致人口大量减少。

3.“国家信息中心的一些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现在空闲房的存量至少有3000万套以上。我们要采取有力的措施消化这3000万套的空闲房。”程恩富建议，凡是空闲的房子，必须在一年或两年内卖出去或者租出去，“具体规定期限要经过测算。”

4.除了采用空置房强制使用措施，程恩富认为，政府也应该适当建一些经济住房，供农民工、刚刚毕业的学生、贫困家庭人群等收入较低人群租住。^[2]

关于人口控制

2011年3月7日，在全国两会安徽代表团驻地，程恩富再次“旗帜鲜明”表明了他饱受争议的观点：实施严格的“无胎化”将全面提升民众的幸福感。

“我依然坚持应实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并且进一步实施‘无胎化’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方式，尽快提升人口素质，实现人口与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科学发展，进而解决中国正面临的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诸多问题。”

为保障“无胎化”的尽快施行，程恩富建议：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变罚为奖”的社会保障配套措施——“无胎高保、女胎中保、男胎基保（低保）、超胎不保”，即对于不生育的家庭实行高保，生一个女孩的家庭实行中保，生一个男孩的家庭实行低保或基保（社会普遍的基本或基础保障），违纪超生的家庭不保，变处罚为奖励。^[3]

引起广泛争议

严格实施汉族无胎化

早在2009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程恩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第一次向外界披露他坚持的“应实施严格的‘无胎化’”观点，并向全国人大提出“建议”。

对于他的观点，赞同者寥寥，反对声一片。有人将其观点称之为“断子绝孙”的建议；更有甚者，将“无胎化”比作“‘民族自宫’行为”。

时至今日，面对质疑、甚至是谩骂之声，程恩富仍坚称：“30年来，‘一胎化’政策大约少生近4亿人，而“无胎化”效果将会更好，值得高度肯定和评价。否则，今天我国的人均收入、人均生活水平、人均资源、人均国力会比现在少得多，而失业、城镇化、环境、资源等问题会比现在严重得多。”^[4]

鼓励无子女的丁克家庭

程恩富在华南师范大学演讲时，提出一个新观点：“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

他认为，“中国如果想提高人均国力，要更加合理地使用资源，就必须控制人口发展。而按照二胎政策，中国还将多出生很多人。尽管可以养活这些人，但是要迅速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平困难很大。”程恩富在演讲中谈到，按照预测，中国人口最多时可能会达到15亿，甚至超过15亿，然后总人口才开始下降。 

 他认为，“人口的增长如果控制得更加严格一些，从长期来看，更有利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更有利于中国资源和能源的节约。”但他也表示，这样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理解“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问题，是允许二胎政策，还是实行较严格的一胎政策，是需要深入探讨的。从短期来看，可能允许二胎政策有助于缓和某些矛盾，但是从长期来看，就会妨碍现代化快速实现和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 

 “如今上海、深圳、广州、北京等地已有少数年轻人在维持不生育的丁克家庭。我认为丁克家庭对祖国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他的依据在于，“孩子一生下来，对于国家的教育、医疗、就业等一系列压力随之而来。生得越多，国家的投入就越多”。因此他认为，相对而言“丁克家庭”对社会的贡献大，到60岁后享受高保是“有充分理由”的。 

  同理，程恩富主张对于农村那些“只生一胎”的家庭也纳入社会保障，比如，“没有生育孩子”的家庭，享受高等程度的社保，“生一胎女孩”的家庭，可享受中等程度的社保；“生一胎男孩”的家庭可享受低保，“变罚款为补贴”，以此引导汉族科学正确执行“计划生育”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