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江西省义宁州(今修水县)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通晓二十余种语文,史学脱胎于乾嘉考据之学,《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其代表作。
姓名读音
关于“恪”的读音,常读作“què(确)”,根据是:陈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属客家系统,客家人读“恪”作“què(确)”。有人对此持异议。如金文明在《守护语林》中考证,认为这是以讹传讹之谬。他认为,上杭的客家话里,没有q这个声母,凡普通话q声字在客家话里多读作/k?/(符号?示送气)。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出版社的《李氏中文字典》用“课”注“恪”的国音,而用“确”注“恪”的粤音。“确”的粤音为/k??k/,据陈寅恪助教王钟翰回忆,陈老所用的英文署名是Tschen YinKo(Ko一作Koh),因此有观点认为“恪”并不读“què”,惟其粤音注音字“确”的普通话读作“què”,而因此就给“恪”编一个新音。另据陈寅恪家乡方言怀远话(江西修水客家话,较之福建上杭客家话受赣方言影响更大),恪与确同音,“确”在怀远话中应读quò,所有也有人认为,恪实读quò。陈寅恪认为,用普通话时,“恪”当读作“kè(课)”。根据目前官方标准,“kè(课)”是“恪”字在普通话中的惟一读音。
生平
家世
光绪十六年(1890年)陈寅恪生于湖南长沙,祖籍江西省义宁州(今修水县)客家人。更早的祖先原籍是福建省汀州府上杭县客家人。陈寅恪是为其父陈三立继室俞明诗所生的第二子,陈氏门堂三代世家,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其父陈三立为诗文名家。祖母黄氏以在寅年生,取名寅恪(恪字为兄弟排行),在家族中排行第六,晚辈称其六叔。
求学
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1900年(光绪26年)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1902年春天,13岁的陈寅恪随长兄陈衡恪经上海吴淞码头离岸东渡日本,自费入东京弘文学院就读,与同年入学的官费留学生周树人(鲁迅)同船同渡,陈衡恪与鲁迅是南京矿路学堂的同学,两人遂同室而居,过从甚密。
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作为大学预科学校的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学习。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回到中国。
1918年冬获得江西教育司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兰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后因时局不稳,官费停寄,生活至为艰苦,每餐吃炒腰花(猪肾),省下的钱买书。性情孤僻,很少社交。
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洪堡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古语、藏语、满语、日语、梵语、英语、法语、德语、巴利语、波斯语、突厥语、西夏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十余种语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1923年陈寅恪在《与妹书》中明确地表示“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汉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于希腊拉丁及英德法等之同属一系”。夏曾佑曾对他感慨说道:“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
颇具意味的是,陈寅恪四处求学,学贯东西,可一生中没有一张文凭。
执教清华
1925年3月再次回到中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在这之前,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聘请胡适为导师,胡适坚辞不就,并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人。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1928年暑假,回上海探亲,与原台湾巡抚唐景嵩之孙女唐筼完婚。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1930年以后,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晋至唐文化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诸科,凡是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一律用黄色的包装着,当时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郑天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自视甚高的刘文典认为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他甚至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同时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得遍阅故宫满汉文宗。陈寅恪本人是谦虚的,自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仍经常到东交民巷向钢和泰学习梵文。
南渡北归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其父陈三立忧愤死。寅恪悲恸过度,导致右眼失明。11月携眷南逃,途中手稿遗失甚多,任教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主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隔年前往蒙自的西南联大,次年又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1940年9月,他离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因战事未能成行,返昆明。在昆明期间撰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有诗“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1941年受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地山所邀,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仅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1941年8月4日,许地山逝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馈赠。期间寅恪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香港日本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未果。1942年,携妻女逃离香港,至桂林,中科院物理所长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于广西大学。1943年12月再前往燕京大学。1945年,左眼失明。是年9月,前去英国治眼疾,却因耽搁太久,无法痊愈,仅一眼能见微光。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
岭南-中大时期
1948年底,解放军逼进北平,陈寅恪有前往台湾的打算。傅斯年电话催请寅恪南下,寅恪举家乘飞机至南京,次日赴上海。最后在岭南大学,未能前去台湾。
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60年7月被聘任为大陆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4年,陈寅恪写成《论〈再生缘〉》,油印稿由章士钊带到香港,辗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一时轰动海外,议论纷纭,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有关方面与郭沫若、周扬、齐燕铭等人交换意见后,决定在大陆出版陈著和郭亲自校订的十七卷本《再生缘》,以回应海外议论。然而,由于这部乾隆年间的虚构作品语涉“征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特殊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康生出面中止了对《再生缘》的讨论,陈著与郭氏校订本也被搁置起来。胡乔木拜访陈寅恪时,陈氏因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即指此事。
晚年
国务院副总理,时人称为“南霸天”的陶铸敬重陈寅恪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陈寅恪的眼疾。1962年,陈寅恪滑倒于浴盆内,右腿折断,陶铸派三名护士轮班照顾,助手为黄萱。大陆文化大革命时,陶铸被江青打倒,陈寅恪同时遭到迫害,红卫兵冻结寅恪夫妇工资,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声明:“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有诗云:“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刘节代替寅恪受批斗,造反者依然发明了对付盲人学者的独特批斗法,甚至将喇叭设在他床前,“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因心力衰竭且骤发肠梗阻麻痹逝世。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下,“己酉年 一九六九 先生八十岁”条目载:“……旧历五月十七日,先生八十诞辰……阳历十月七日(依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推算,为旧历己酉年八月二十六日乙卯)晨五时半,先生逝世……”次月21日,唐筼亦逝。
后事
陈寅恪与唐筼相继逝世后,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改存银河公墓,直到2003年才安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是为陈寅恪墓。
学说
陈寅恪开创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很明显是继承了钱谦益“以诗证史”的方法,陈寅恪曾言:“对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例如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提出白居易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为寝殿之误,“长生殿”前身是祀神之“集灵殿”,“唐代宫中长生殿虽为寝殿,独华清宫之长生殿为祀神之斋宫”。
不古不今之学
陈寅恪曾自言:“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对于“不古不今”之义,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说法,在中国有罗志田、桑兵;在台湾,除了汪荣祖著有《史家陈寅恪》专书以外黄清连、王震邦及逯耀东等亦有专文对此进行探究。而“不古不今”含义至今仍尚有分歧,兹举数家之言如下:
依汪荣祖的说法“不古不今”为中古史,因陈寅恪本身也是以中古史见长,亦曾言:“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因此,此说得到多数认同。逯耀东则进一步认为“不古不今”系指经学而言,即超越今古文经学,专治乙部之学(按:乙部为古代图书分类之史书),故可作两方面探讨,初为乙部之书,进为专指魏晋隋唐之史。而桑兵认为“不古不今”并非由字面上来解释,应从其时代背景做观察,“不古不今”为“不新不旧”之意,引申为治史不拘泥于古亦不疑古。但是根据钱宾四教授的想法,首开今古之争的两汉经学,就不存在实质的今古差异,仅是虚拟的差异。
陈先生身为一文史名家,不仅在治史上有卓越贡献,在相当早的时候就提出与乾嘉学派治学风气不同意见,他认为若是要了解诗词典故的深意,除找出古典(第一出处)之外,还要找出作者当时的今事,这样才能古今融为一体,这种古典今典共鸣的新传记批评,实际上已经超越中国历来诗词评论的窠臼,乃陈先生晚年著作与早期著作的会通处,也就是陈先生的心史所在。
关陇集团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关陇集团”的说法。从北周、隋至武则天政权,皆与关陇集团息息相关。
关中本位政策
宇文泰建立关中本位政策,并且融合鲜卑及汉文化以消除胡汉隔阂。最后北周形成较团结的关陇胡汉集团,汉族也成为军队主力之一,得以攻灭因政治混乱而衰退的北齐。陈寅恪指出:“李唐承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在西北一隅。”
治学理念
陈寅恪一生治学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毛泽东)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评价
- 《吴宓文集》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 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 高阳在《锦瑟详解》一文中言:“我作考证,师法陈寅恪先生,以穷极源流为尚。”
批评
钱钟书则认为诗史说是一个偏见,屡作讥评。在《管锥编》第1227页、《宋诗选注·序》都直接或间接做了批评。钱先生的批评,实有其根据。陈先生在古典文学批评上偏向于写实主义,对于抒情或不是为写实目的的作品,诗史说就不能自圆其说。这种观点证诸于西洋文学史,乃是有真凭实据的。反观中国古典文学并不能一概皆视之为写实主义,这是正确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有泰半以上是写实主义,其他是抒情或不是写实目的的作品。所以诗史说值得商榷。但是陈先生的诗史说的新意在于以史证诗,以诗证史,在理论上确有一新耳目处,不但在理论的陈述上,以及实际批评贡献,造成空前绝后的成就。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叙述,在韩愈是否“服硫磺”的问题上,钱钟书不取陈寅恪的考证;后来他又批评陈寅恪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太“Trivial”(琐屑)。余感慨地说:“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
1960年5月21日钱穆致余英时的信中对陈寅恪的文章提出了两点批评:一是“冗遝而多枝节”且不“可诵”;二是“临深为高,故作摇曳”。认为为文不可学他。陈寅恪继承清代乾嘉学派,作品难懂是因为读者对于他处理的史料不熟,甚至是还没有进入状况,产生一种陌生感而已,并不是不可读不可大声朗诵,我们可以举例而言,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台湾中央研究院兼任研究员王叔岷的著作集,这是很轰动的事情,王先生的作品有许多就是模仿陈寅恪先生的写作格式。
家庭
著作
-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 《元白诗笺证稿》
- 《论〈再生缘〉》
- 《柳如是别传》
- 《金明馆丛稿初编》
- 《寒柳堂集》
-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
- 《金明馆丛稿二编》
- 《陈寅恪文集》
- 《陈寅恪集》
延伸阅读
- 陈小从. 图说义宁陈氏.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ISBN 9787806037942.
- 张求会. 陈寅恪的家族史.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40643768.
- 汪荣祖. 史家陈寅恪传.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ISBN 9787301077566.
- 蒋天枢.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ISBN 9787532521890.
- 陆键东. 陈寅恪的最后20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ISBN 9787108008046.
- 张杰, 杨燕丽. 追忆陈寅恪.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ISBN 9787801491589.
- 张杰, 杨燕丽. 解析陈寅恪.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ISBN 9787801491596.
- 刘克敌. 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 时英出版社. 2007. ISBN 9789867762832.
- 岳南. 陈寅恪与傅斯年.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61343326.
- 吴学昭. 吴宓与陈寅恪.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2. ISBN 9787302009740.
- 余英时.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二版). 东大图书公司. 2011. ISBN 9789571930213.
- 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ISBN 9787301008416.
- 罗志田. 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 近代史研究. 2008 (6).
- 项念东. 钱穆论陈寅恪:一场并未公开的学术论争. 博览群书. 2008 (3).
- 俞大维等. 谈陈寅恪. 传记文学.
- 李敖,《谁要来台湾?》,收在《笑傲五十年》
- 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
- 陈哲三:《陈寅恪轶事》
参考资料与注释
- ^ 蔡德贵著‘东方学人:季羡林’p.81
- ^ 陈寅恪先生怎样读自己的名字?
- ^ 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第一章〈风云际会〉“槎浮海外”
- ^ 俞大维在一篇回忆的文章中提到:“我们这一代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
- ^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 ^ 赵元任、杨步伟:《忆陈寅恪》
- ^ 陈寅恪曾说,“胡(适)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邓广铭,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 ^ “文革”期间,陈寅恪迫于压力曾写过《第七次交代底稿》:“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
- ^ 陈寅恪“文革”期间第七次交代稿称:“我和唐筼都有心脏病,医生说宜往南方暖和之地。我因此想到岭南大学。抗战时期南开、清华、北大迁往云南并为西南联大,所以认识陈序经。遂写信与他,可否南来休养一个时期。1948年夏,他回信聘我来岭大教书。”(《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蒋天枢)
- ^ 陈寅恪为何未登机前往台湾一直是个谜底。但陈在新中国的下场悲惨,却是事实。钱穆回忆时说:“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又说:“在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刻,中国知识分子不生丝毫扰攘;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大体上保持了一种拥护、顺应和期待的态度。”(见谢泳编《思想的时代:〈黄河〉忆旧文选》第15页)
- ^ 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说身处岭南的陈寅恪和夫人唐筼曾为去留问题发生强烈争执,唐筼执意要走,因此只身去了香港,住在“一家无招牌的私家旅馆”,后来陈序经做工作后派人迎还。冯衣北写的《也谈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再商榷》,文中极力否认了余英时对陈寅恪的观点正确性。学者汪荣祖考证,陈和夫人并无去留争执。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证实了唐筼前去香港的说法。
- ^ 徐庆全: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
- ^ 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称“甚少有人知道陈寅恪的真实生存状态”。
- ^ 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外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 ^ 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陈美延寄给蒋天枢信中:“不久,母亲即因脑出血、高血压、心脏病等,抢救无效,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旧历十月十二日庚子)晚八时半病逝。”
- ^ 张求会. 陈寅恪、唐筼骨灰安葬侧记. 凤凰网 [2011-03-31].
- ^ 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讲道:“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 ^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
- ^ 《元白诗笺证稿》, 41-43页,三联书店2001
- ^ 《通鉴》胡三省注
- ^ 陈 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 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 光而永光。
- ^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陈寅恪口述,汪篯记录,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副本存中山大学档案馆
- ^ 钱钟书瞧得起谁啊?
- ^ 钱钟书1978年出席在意大利召开的欧洲汉学会上做的题为《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报告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里的考据并不减退严谨性,只是增添了思想性。”
- ^ 季羡林在《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一文中写道:“寅恪先生考证不避琐细,但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小中见大,其中往往含着极大的问题。比如,他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这个问题确极猥琐,不登大雅之堂。无怪一个学者说: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焉知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寅恪先生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看来这位说那样话的学者是根本不懂历史的。”
- ^ 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附录一,227-23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脚注
- 注解1:冯友兰回忆说:“我于一九二○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个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冯友兰:《怀念陈寅恪先生》)
- 注解2:据季羡林: 《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一文的分析统计,陈寅恪有六十四本笔记本兹录如下:藏文,十三本;蒙文,六本;突厥回鹘文一类,十四本;吐货罗文(土火罗文),一本;西夏文,二本;满文,一本;朝鲜文,一本;中亚、新疆,二本;佉卢文,二本;梵文、巴利文、耆那教,十本;摩尼教,一本;印地文,二本;俄文、伊朗,一本;希伯来文,一本;算学,一本;柏拉图(实为东土耳其文),一本;亚力斯多德(实为算学),一本;《金瓶梅》,一本;《法华经》,一本;天台梵本,一本;《佛所行赞》,一本。
- 注解3:陈哲三说:“俄人在外蒙发掘到了三个突厥碑文,学者纷纷研究,但均莫衷一是,不懂不通,陈先生之翻译解释,各国学者毫无异辞,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吐蕃之唐蕃会盟碑,许多学者,如法国之沙畹、伯希和等人均无法解决,陈先生之翻译也使国际学者满意。”(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
- 注解4:陈封雄《回忆录》曾说:“寅恪叔到底学了多少种文字,我也不清楚。一般说来,他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4、5国语言,能听懂7、8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他在36岁以前取得的。”
- 注解5:“十五年春,梁(任公)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着 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民国十五年秋天陈先生到校。”(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
- 注解6:“陈师每次上课,必携带要引用的书籍多种,以黄布包裹,拿到课室,放在讲台。遇须引证的重要文句,亦必写在黑板。陈师夏秋季常穿蓝布长衫,冬春季常穿长袍马褂。来校,常夹黄布书包,进入课室,就提出要讲的专题,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至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真是诲语谆谆,从无倦容。”(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
- 注解7:据夏双刃的《陈寅恪传》记载,至卢沟桥事变前夕,陈寅恪撰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有相夫人先天因缘曲跋》、《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敦煌本十颂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元代汉人译名考》、《大乘义章书后》、《敦煌劫余录·序》、《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国志曹冲华佗与印度故事》、《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几何原本满文译文跋》、《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李唐氏族之推测》、《禅宗六祖传法之分析》、《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考释序》、《斯坦因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残卷跋》、《南岳大师立誓愿文跋》、《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试题书》、《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支湣度学说考》、《读连昌宫词质疑》、《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易解释》、《李唐氏族支推测后记》、《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四声三问》、《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李太白氏族之疑问》、《陈垣西域人华化考序》、《元微之遣悲怀之原题及其次序》、《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武瞾与佛教》、《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考辨》、《论韩愈与唐代小说》、《桃花源 记旁证》、《东晋南北朝之吴语》、《读秦妇吟》、《府兵制试释》、《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等文。
- 注解8:方豪说:“另一个印象是他太谦虚,我那时常以后辈自视,因为听说他研究过梵文和几种中亚古文字,也通拉丁文,一心想向陈先生请教……我便一连串提出许多中西 交通史方面的疑问,请求解答,陈先生是一问九不知,一再谦称对此实在毫无所知云云。”(方豪:《陈寅恪先生给我的两封信》)
- 注解9:苗振亚《陈寅恪为何一世背运?》:“1937年7月,日本进占北平,清华南迁与北大、南开合办长沙临时大学,陈寅恪因料理父亲丧事,到11月初才举家仓皇离京。离京前,他将一批重要书籍装进书箱,托友人寄往长沙。待他半个月后到了长沙,书籍尚未邮到,可战火已经逼近,临时大学再迁云南,他只好携一家大小再次登程南下。待他离开后,书籍邮到,却在长沙大火中一本无存。1940年暑假,陈寅属去香港探亲,并等船赴英以应牛津大学之聘,终因二战爆发未能成行,困居香港。后在全家返回内地途中,两木箱随身携带的书籍又遭盗窃。据说这是两箱更加珍贵的书籍,所以这一次的打击更大,等于多年心血彻底付诸东流,令陈先生精神几近崩溃。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很是叫人哭笑不得。1955年,越南华侨彭禹铭写信告诉他,说在海防旧肆买到他当年被盗的两册《新五代史》批注本,准备寄还给他。陈寅恪自然十分兴奋,盼望着书籍寄到就可据此著作。接着来的消息让他有些失望,当时的越南政府不准书籍出口,邮寄暂时已不可能了。接着又有消息传来,彭家遭遇兵火,此书同遭劫灰,这就令他彻底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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